杨维禎《晚节堂诗札》册，下笔力透纸背，老辣之甚

杨维禎《晚节堂诗札》册，纸本，纵27.0cm，横57.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幅为六十六岁时书，时杨氏已定居松江数载，常于斋中与友人门生瀹茗品酒，试新笔佳墨，赏题字画。此诗即用奎章赐墨所书，下笔力透纸背，老辣之甚。本幅为元人法书册第三幅。

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人称杨铁崖，浙江会稽人。官至江西儒学提举。生平气度高旷，与陆居仁、钱惟善并称为元末“三高士”。作为与赵孟俯风格截然迥异的元代书风的代表，杨维祯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对诗歌创作的主张上，文艺相通，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梳理出暗含内里的美学思想。

杨维祯早年于铁崖山，足不出户，愤读五年，尤通《春秋》，故其思想意识的根基为儒家思想，所以不免慷慨激昂。从留存的诗歌作品中可看出，其主导意识主要是怜悯苍生针贬时弊，借物寓意，内里丰厚，充分显示了其作诗文“莫大乎世泽之厚，莫大乎六艺之学”的儒家审美理想。其诗文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刻意。其实，任何一门艺术，琢刻藻绘、错彩镂金都是弥不足贵的。文艺本身就要求兴发感觉、寄托情志、舒展心绪、宣泄感情。诗出性情，诗本性情，唯有“性情”才是诗歌乃至一切艺术臻于完美的基石。“发言成诗，大法雕琢，而大工出焉”，杨维祯如此论述作文之要义。

同样，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考量、探隐其书法创作之要旨。从其存世的作品来看，其形态、精神无不与其性情、气质相暗合，喜怒哀乐野逸狂傲，无不淋漓尽致地寓于笔端，我们常常惊叹为何他的腕下有如此奇绝诡异之风云，读读他的诗文，或许一切都显得很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