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楷《刁遵墓志》，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

魏楷精品除了《张黑女墓志》，还有《刁遵墓志》值得介绍，此碑与《郑文公碑》都有得一比！它应该被推荐为初学楷书者的最佳范本 。有人认为学楷书必唐楷无疑，其实是一种偏见。虽然魏楷出现较早，甚至可以称为楷书的雏形，但相比法度森严的唐楷，却是简单的多。梳妆打扮，各有所好，但总觉得清纯靓丽要比浓妆艳抹要更引人注目，这叫“道法自然”。再说了，我们的老祖宗有一条规矩“取法乎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初学楷书，还是选魏楷为佳。这里没有任何贬低唐楷的意思，只是想说，学了魏楷，可以更好的学唐楷，一样道理，如果初学者在唐楷和田楷之间考虑，就必选唐楷啦。

《刁遵墓志》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十月刻。清雍正年间从河北省沧县西南之南皮县废寺中掘出，曾递经东陵刘克伦、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南皮张之洞等人收藏。原石现在何处不详。出土时右下角即缺失，真书，二十八行，行三十三字。碑阴剥落过甚，记其家族官职姓名。以刁遵上代仕士东晋，颇为显要，祖畅为刘裕所杀，父雍逃至北方，复为北魏所重用。刁氏是渤海世族，此志记述刁遵家世政绩．此墓志于清早期在河北省南皮县一废寺址出土，右下角出土时已残，缺150余字，中间漫漶20余字。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补。

《刁遵墓志铭》书迹盛名自清初显于世迄今未衰。传闻当年河北南皮县刁公楼耕人得此志于刁氏墓中，石缺右下角。出土年代有二说：一谓雍正年间， 一谓康熙末年，后者较确。刁遵事略，载于《魏书．刁雍传》内，颇简，此志可补史书所缺。原石曾经乐陵高氏、石氏、渤海刘氏、南皮张氏递藏，今归山东省博物馆保存。

清代碑学兴起，众说纷纭。晚清更有“尊魏派”的康有为大声疾呼，盛赞魏体正书，他在《广艺舟双揖》中指出：“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精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敷，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朝碑刻中书法，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如百花争艳，光怪陆离，使人应接不暇。”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精彩。志石因体积较小，往往要求石质精细，由于书写方便，可发挥书法的细微特色，而镌刻细膩，能表达笔画之变化，同时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泐，所以是研究古代书法的最好资枓”。北朝墓志清初只有《刁遵》、《崔敬邕》几方传世，少而弥珍，人争赏之；迄清末民初元魏墓志才在河南一带大量出土，达数百方，为嗜古者争相购藏，于右任、董康、陶湘等各家收有许多魏志精品，众妙攸归，令人神往，至此令《刁遵》，《崔敬邕》再不能专美于世了。

前人对《刁遵墓志》书风褒誉之词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当今，亦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师吴玉如先生擅写北碑，偏爱《张猛龙碑》和《元略墓志》尝谓“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吴师对《刁遵志》有微词，曾面示：“习《刁遵志》当善于取舍，此志用笔有些习气，若赵伪叔故作姿态，宜戒之。“王襄先生将《李璧墓志》笔法化为已有，自成一体，他对《刁遵志》的评价委婉陈词：“此志拓曩重艺苑，石后归张文清公家。拓本之旧方题言之甚详，可为审定之据。近时洛中元魏宗人墓志出土甚夥，书法皆妙，或与此类，佳者或过之。果广收元氏志拓，固足自喜矣．然藏古家于刁拓每斤斤搜访，捐重金收入，岂力求备欤．抑亦有可贵者在耶？”笔者认为吴王二师所沦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刁遵墓志》出土时间最早，可谓“始作俑者”，享誉二百多年，各家所赞并非妄语，那是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只是“地不爱宝”，后人眼界更宽，今日所见到的元魏墓志中确乎有“过之”者也是事实。但它仍属于“拔乎其萃”的上乘书品。进言之，《刁志》书风之妙处，可依其拓本之新旧、劣优而辨识其神采完足与否，看初拓本刀下现笔，点画道劲，若新发于硎；见晚拓本笔画变肥，臃肿模糊，而茫然若失。断曰：名志旧拓贵乎在斯。

以刻石墓志为代表的北魏书法，大都具有粗犷、豪放、雄强的风格，但又有鼓弩为力的习气，然亦有迵异时外者，《刁遵墓志》即是一例。此志以“有六朝韵致而无其习气”，又以“雨晋风流”和“结束体庄和、风神爽朗”名世。清刘克纶跋云：“兹志端楷古秀，盖去晋未远，而风格尤存。且今之书法自唐而溯晋，以志书法则由晋以开唐。”清民世臣在《艺术舟双楫》中云：“北魏《刁惠公墓志》与《经石峪》大、《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又：[《刁惠公志》最茂密。予尤爱其取势排宕，河南《圣教记》，其书右行，从左观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又：“《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于茂字少理会，会稽于茂字欠工夫。《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充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矣。”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元桢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吊比干文》、《刘贤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皇甫驎墓志》、《孙叔协墓志》、《张黑女墓志》、《元略墓志》、《元怀墓志》、《元诊墓志》、《元寿安墓志》、《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元珽妻穆玉容墓志》、《故城阳康王元寿妃之墓志》、《司马显姿墓志》、《元倪墓志》、《于仙姬墓志》。 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 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 书法的慨貌。 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 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魏碑书法风格的出现与演化，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北魏墓志当为魏碑书艺之完美体现者。墓志铭虽为颂德述事，其书法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书史。北魏墓志书法与造像题记不同，墓志书法更显其端庄规整，多出自宫廷书手的精湛技艺，引领着一代书风。北魏墓志刻工技艺之精湛亦不可疏视，或典雅庄严、浑穆沉重，或朴拙自然，或灵动诙谐，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厘不爽。通观魏志书法，可见初期之阳刚风骨，中期之隽逸灵秀，后期之娟秀柔润。

《刁遵墓志》向以“父雍本”为贵。计有李铁桥、赵世骏、夏宜滋、朱鼎荣、张笑秋各家所藏。寒斋早年收得刁志新旧拓本十数种，内有一本渤海王氏旧藏初拓志阳志阴俱全的剪装本。虽经“十年动乱”劫洗，幸喜初拓本尚存，彝字未损本和王国均精拓本也各留其一，足资对照。近日重检手边资料与几种初拓本相比校勘，而略有所识，随手写来，以求正于方家。

《刁遵墓志》初拓本是一九四七年夏我在天津北门西荣耀华字画店巧遇的。此本当时不为人识，照付廉价购回后，即送请王襄、陈钟年两位先生审阅，陈老狂喜，大呼“真神品也！“欣然力之题签。后因对此拓无刘克纶木刻跋字而生疑窦，遂请方药雨先生鉴别，方师定为初拓，并题长跋。越数年，方师又在张笑秋新收志阳初拓本上題跋，略称：”最初拓雍宇未泐称“父雍本”。虽然同一“父雍本”要亦有辨，必将九行侯所二字、十六行薨宇完见，方为“父雍本”第一等，否则次矣。求“父雍本”不可得而求“曾祖彝本”，次而又次矣。于是以乾隆二十年渤海刘克纶木刻跋字争新旧。夫舍石本文字完泐不论，而以木跋是重，甚无谓也。不知初拓固有无跋者，先见杨鲁貪一本嘱题，予疑在末归刘克纶或刘未加跋以前拓，决其为最旧。既又见张笑秋君一本足与匹敌，皆第一等物。不识者以无跋而贱售，识者反以无跋而巧得，此亦近今之墨綠趣谈，杨张二本尚已。张本更有说者，足证予前鉴之非谬。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 “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字文极，号经碧，为默菴先生后嗣，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刁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晓康初。闻志石先归乐陵高氏，再归渤海刘氏，后归南皮张氏，石质松脆，时见驳落，顾可但就中间刘氏跋本以定拓之新旧乎?独怪此本曾经赵伪叔沈均初考藏加印，而不为订正何也？”（见一九五四年方药雨所辑《拓墨鉴题稿本》）。此本为蝴蝶式剪装（剪条个别错位，故个别处文义不贯）计十一开（志阳七开，志阴四开）。拓本前面扉页上钤有一方“渤海王氏考藏图书记”（白文）印痕，是知此拓最初为刘克纶同里王家所有，当在刘氏刻跋以前，或与汪节韩跋本年代相近。此拓墨色异于常本，古朴沉厚，呈暗灰色，且不浸字口，笔画清晰，神采宁静。志阳志阴较晚拓本共多八九十字，尤其志阴多宇处可以补正史书，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详记的是志阴的初拓本较嘉庆道光年同拓本竟多出四十余字，计有上列二行“将军”二字，三行“杨州”一宇，四行“饶安”二宇，五行“父龙成”等字，六行“柬州”二字，十四行“早亡”二字；下列六行“骑”字，十行“略”、“行”、“威远将”等字，十一行“军”字，十二行“宣”、“季达”等字，十五行“犬”宇，十六行“妻河南”等字，十七行“司徒中”、“献”等字，十九行“第七”、“辉”等字，皆未泐。另外，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簿录》，收录一个志阳志阴俱全的《刁遵墓志铭》初拓本，校考甚详。只是罗氏所题志阳十二行“便以女女焉”，句中第二女字有误。经查阅复本、杨本俱能清晰看出，第二个“女”字实是“妻”字而不是“女”字，如果不是罗氏失察误记以讹传讹，或许就是那个拓本上的“妻”残泐只剩下半“女”旁而据以误抄。若确乎如此，推测罗本必然晚于夏、杨两本。准此，后人眼福更厚，前人所谓刁志初拓无阴之说可以否定了。（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