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长卷，生辣奇古，耐人寻味

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长卷，章草，至正25年(1365)书。横145.3厘米，纵28.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晚年草书的代表作品。作品带有十分浓重的章草《急就章》笔意，生辣奇古，耐人寻味。

为了矫正南宋末流摒弃古法、随意挥洒以至于书风日益单薄的颓废现象，赵孟俯作为元代书法盟主在时代的孕育之下终于崛起，书坛由此进入一个“复古”的时代，“书宗二王”作为一种社会风尚、一种艺术主张，成为元代书法主流意识的代名词。

整个元代书坛对赵书趋之若鹜，模糊了审美感知、乃至失去判断真伪美丑的基本理性思维时，总有一些气度高旷、放荡不羁的革新者奋勇崛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杨维祯，他以非凡的才智胆魄，开张放达的气势、放纵奇绝的气度，另辟蹊径，以“奇绝” 的风格独标一帜。

在书法上主张以挥洒性情、游戏笔墨为主张，在遵循古法的前提下又不为古法所拘囿，创新的因子化为心灵的躁动他与赵孟俯为代表的遵循古法、循规蹈矩的主流意识一样，成为元代书坛两条并行发展的艺术脉络，成为后人瞻仰言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