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启功《反经箴》楷书手卷

启功临王虚舟集柳书《反经箴》，手卷长有六米。启功先生喜爱柳公权的书法，曾临写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十余本，在《论书绝句百首》中有“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之语，可证先生对柳公权书法之钟爱。

启功先生吸纳的名家之书，按清朝碑学家的划分，是帖学一派。自学习北碑的风气弥散成了强势以来，学碑和学帖似乎有了趋新与守旧的含义，学习二王一系的法书墨迹就要顶着“保守”的溢号。

其实碑与帖并无新旧之分，此兴与彼衰是时风使然，至于个人的好尚，还有家庭的文化背景、教养程度和交游圈的熏染在发生作用。所以宋朝米带早就明确提出“所论要在人人”。

现在的论书者品评书法，习惯于按流行话语认可的“书法分类图式”进行归类定性，再以涵义模糊的概念下针贬的判词，所以一些论者指认启功先生“笔圆结体严”的字为“新馆阁”。先生从来不作分辨，一如既往地“我手写我字”。

“馆阁体”的特点是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千手雷同，全同印版，如同手写的印刷体，验以启功先生的字，并非如此。

试看北魏的芒山诸志，尤其是皇室元氏一宗的楷体，乃当时的正体字，书刻精美，而未免于千篇同律，岂非馆阁体何谓“馆阁体”，以及来龙去脉，启功先生说得明明白白：“历代俱有官样书体，唐代告敦，若颜真卿体，若徐浩体，其后各卷俱冒称颜徐真迹，然而尚未全归一致。至宋则一律作怀仁集王圣教序体，以其风格出自御书院，当世遂号日院体。

明代告身，所见全是沈度一派。翰林馆阁之书，若姜立纲、程南云，亦是沈度一体之略肥者。有清康熙时风行董其昌体，似尚无统一之规格。至乾隆时张照体出，御书采之，遂成为所谓南书房体。然殿试策尚不尽如是，所见钱大听、戴震之策，固甚简便也。嘉道以后，标举黑大光圆之诀，白摺大卷，全同印版，号日馆阁体。蓬山清秘，尊之若在九天而世人退而议其书风，贬之如坠九地。何以故，以帝王一人之力，欲纳天下之书于一格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