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神笔”，凭什么标领中国书法300年？
王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最高，在明清时期的书坛享有独特的地位，人称“神笔王铎”。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赞王觉斯“笔势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书学》言王铎“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王’了”，评价不能说不高。
#1
古不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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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深刻了解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他提出了“敏而好古”的主张，认为“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并进而具体地向人们警告：“书不入晋，终成野道”，这也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的原则。将研究古代名人名作视为终生不渝的课业。然而这远非他的终极目标。
王铎 行书苏水园亭邀饮诗卷 1634年作
27.5×133cm；27.5×210cm；27.5×140cm
2464万元 北京匡时2010春拍
王铎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是冷漠的古人翻版和拼凑，而是将古人书章融而化之，以抒发、宣泄他那充满郁闷的块垒和如电击雷鸣，狂飙突发的心灵。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融进那睥睨古今，捭阖六合的书法中去。他融古通今，博采众长，以晋人为基础，上追秦汉，下揽唐宋，虽然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行草书，但楷书、隶书也有独造。他以广博的学识、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强烈的创造意识以及充满豪放、博大、深刻的艺术精神标领中国书坛300余年。
王铎 行楷 王维诗卷 1643年作
21x165.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铎的书法还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那张扬的个性，恣肆的笔墨，就是主张个性张扬的时代特征在王铎书法中的蕴藏。王铎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是江河日下，败象迭生、危机四伏，正因如此，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李贽，汤若望等弃旧扬新的风云人物。王铎书风的形成，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烙印。
王铎 行书 奉点苍老乡亲五言律诗卷 1640年作
530.7x2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扬起复古的大旗，却没有陷入传统的泥淖，标榜其独宗曦献，却基本看不到“二王”手法的古板再现。古不乖时，师古且融入时代气息和个人精神，才是王铎书法的真正面目，也是王铎登上明清书法艺术巅峰的必要前提。
#2
今不同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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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曾经在一个长幅巨制中连写三个“不服”，这就是他纵横捭阖，不服古人，不流时弊敢于张扬个性，写出个人风貌的心底呐喊。清人刘熙载曾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此言甚当。“坚质、浩气”，便是王铎十分突出的特点。王铎之书，一笔一画，无不倾注他的“深情”。
王铎 行草 求书帖/欢呼帖
26.5×182.5cm
藏地不详
面对明季书坛的一派帖学天下。晚明董其昌造“平淡”之极，随后因袭风盛，书法日渐萎靡。逮及清初，康、乾二帝推重赵、董，朝野效法，概莫能外，造成了书法自身生命的低落。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崛起，各树大纛，举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反叛董、赵“正统”的旗帜。这一旗帜是由王铎揭起杆、傅山扯起旗的，在纷乱的书法时代，高扬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对于此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不可疏忽的深远影响。
#3
临创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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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善于学古，临帖可达形神俱得，又善于变古，在创作中随兴变化，“二王”、颜、柳、米及篆、隶、法、趣相溶相发，操纵在手，决不为古法所拘束，从而，使他的个性气质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王铎临帖的过程，亦即创作过程。
王铎 草书凤林戈未息诗卷 1646年作
28×152cm
1552.5万元 北京匡时2011春拍
比如，“连绵草”就是王铎书法的创造之一，也是王铎临帖的衍生物。王铎在草书创作中，留下了大量的准创作的“连绵草”作品。这些“连绵草”大多为王羲之作品的临作，但是这些临作性质的“连绵草”作品并不忠实于遗少原作，而是自抒胸臆。之所以写成“连绵草”的体式，是因为王铎要在这种连绵不绝的态势中体会和把握草书的行气和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草书的迅疾流利之势。
众所周知，王铎的临是意临，更是创作，他把古人把玩于手上的尺帛、简牍，临作为悬挂于厅堂的巨幅大作，把“连绵草”融进临作之中，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心理呼应融入临作之中，这分明是一种二度创作，这也为我们今日临帖提供了榜样。临既是作，作亦含临，不管是临还是创，都融入个人气质风韵，个人笔墨特性，个人理性追求，临创合璧，成就了王铎这位“王侯功力能扛鼎，五百年来只一人”。（启功语）
王铎 临王献之敬祖·鄱阳帖 1651年作
235×52cm
1897.5万元 山东天承2013秋拍
#4
铸就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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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书法囊括万殊，熔今铸古，以遒劲的笔力，俊逸的体势，古拙的意趣，醇厚的韵味显现出一副激人振奋的阳刚之美，在温润的笔墨中呈现出苍老的气象，在内含的筋骨中外耀出动人的风神，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对迷漫明末书坛的柔媚之风产生巨大冲击。
悠悠三百多年过去了，由于其书法艺术灵魂与现代审美的趋势相契合，因此学习研究王书的莘莘学子有增无减；王铎书法拥有愈来愈多的崇拜者，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日本及东南亚，“王铎热”也日趋高涨。日本有的书法家甚至提出了“后王（铎）胜先王（羲之）”的惊人看法。
王铎 行草 诗册页
26.5x15.5cm
首都博物馆藏
在笔法中，王铎吸取“二王”瘦硬清俊的草书笔法，但变“折钗股”为“印印泥”取涩劲之势。
在墨法上，把“涨墨法”运用到草书创作中，靠墨的晕化造成墨的丰富变化和浓淡强烈对比，从而丰富了草书的表现力。“涨墨法”的运用是王铎对草书技法的一大贡献。
在布白上，王铎晚年草书多采取手卷式，这种布白方式在草书行气是贯通和把握上有很大的难度，但却是一种极古典的布白体式。在草书的空间构成上，王铎一般不靠夸张字形来分割空间，而是靠字势欹侧奇正的变化来调整空间节奏和营构行气轴线，这使王铎草书的布白构成既具有强烈的变化又具有冲和险宕的韵致。
总之，王铎在形式的创新上，即完成书法艺术从以实用性为主要目的的写字观念，发展成为以欣赏性为主要目的、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