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帖
王羲之《雨后帖》，纸本 25.7×14.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雨后帖》为五行草书尺椟，末款“羲之”，本幅有“世南”、“贞观”二墨印，又有“志东奇玩”、“四代相印”、“绍兴”小玺及清内府诸藏印。帖後有邓文原、董其昌、邹之麟等题识。邓文原跋云：“右王右军《雨后帖》真迹，明窗棐几，夜雪初晴，得此展玩，良一快也。”安歧肯定它是唐模，吴其贞则含糊其词。邓文原称之为真迹，到底如何？
1980年10月故宫博物院曾组织院内外专家再次进行过鉴别。
对邓文原所说“真迹”这一语词概念，专家们指出；古人中有的称墨迹为真迹，以别于拓本，并不完全如同我们理解的概念含羲。南末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称唐摹晋人帖，亦谓真迹，就是有力的旁证。
专家们对“唐模”，还是“唐宋人所作欤？”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1973年对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研究的成果看，“旧题王羲之《雨后帖》及王献《中秋帖》（乾隆曾列为“三希堂”中“三希”之一）是竹纸，细审二帖，前者深褐色，颜色呆滞不自然，是作旧遗迹，细横帘纹也是晋纸中不曾见过的。”( 见潘吉星同志着《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一文，刊1975年第10期《文物》）同文还指出：“苏轼《东坡志林》卷九曾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看来，竹纸起源不会早于唐，五代，至北宋竹纸始为书家所用，南宋时方普及。”这一研究成果不仅肯定了吴其贞所说：“其纸色是墨水所染者，以为伪物”是正碓的。同时指出了《雨后帖》书纸是竹纸，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雨后帖》是王羲之所书。至于说“二帖有钩摹迹象”，却要与潘吉星同志商榷了。因为不懂王献之〈中秋帖〉是宋代米芾所临的鉴定结论，已被目内多数专家所同意，细审《雨后帖》却也未见“钩摹迹象”。从书法来看，艺术水平并不十分高。本来存世的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摹临本面目就很多，很难统一，就拿最为接近原作的唐摹本《万岁通天帖》或唐代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来与之比较，《雨后帖》也相去较远。况且两个唐摹本非常忠实于原迹，就连由于晋时所用是实心笔（按；笔头中心有芯，外缚笔毫），笔毫开叉而经常带出的贼毫，也一一交待清楚。《雨后帖》则用兼毫笔，笔画偏软偏肥，除字距之间由笔势连带而出现的牵丝外，没有 一笔贼毫出现。当然工具的不同或者只能说明《雨后帖》钩摹的早晚，或者说明作伪者不能忠实于原作，但在坚轫的竹纸上显示出浓淡燮化的墨色舆运笔的启收、顿挫、转折的徐疾和力量能一一吻合。就更为有力地证明《雨后帖》是临写不是钩摹。
此外，启功先生谈到，晋人书卷比唐人书卷矮小，《淳化阁帖》摹成一样的尺寸，《快雪时睛帖》原本就较矮，是由小横卷改摹成高行的，最后“山阴张侯”四字是外封题署，因是摹的，把它放在最后，并非有意作为。这样看来，《雨后帖》虽然是临写本，但也不是有意作伪，只是因为后来人如邓文原，或是误定，或是他们就把这类墨迹本称为真迹，而传至今天，给我们带来许多不解之处。由于纸和笔的工具不能早于唐，这样《雨后帖》的年代上限大致可定了。专家们还指出，“世南”、“贞观”二墨印是画的；“志东奇玩”、“四代相印”二印均伪，只有“绍兴”小玺一印真，这样下限也可以确定了。
综上所述，我们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雨后帖》是古临写本，它的制作年代早至北宋，晚至南宋绍兴以前。（故宫研究员 舒华）
作品原文：今日雨后未果奉状，想□能于言话，可定便得书问，永以为训。妙绝无已，当其使转。与都下□信，戴适过于□也。羲之。
